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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學辯論中的幾個邊緣問題
要：翻譯學辯論在我國斷斷續續進行了近二十年。辯論中人們大多關注一些雙方交鋒激烈的焦點問題。同時，辯論中也暴露出一些新問題，因為不太為人關注，不妨稱之為邊緣問題。（一）對客觀規律的認識；（二）翻譯學辯論中的話語風格；（三）翻譯理論研究的價值取向；（四）“翻譯學”一詞的使用。筆者認為，這些問題的存在將影響辯論的效率，最終影響到焦點問題的解決。
關鍵詞：翻譯學；客觀規律；話語風格；翻譯理論
概述
翻譯學辯論在我國斷斷續續進行了近二十年。通過辯論，的確解決了一些問題，如對“翻譯”，“翻譯研究”，“翻譯科學”等概念、范疇的理解已趨于一致，對“翻譯是科學”等一類命題的本質認識已有深化（楊自儉: 2000）。但是，在一些較大的問題上，如翻譯的藝術論和科學論，翻譯理論是否可以成為科學等問題上，誰也沒說服誰。這些是雙方交鋒的焦點，要解決是一些核心問題。不過，這些不是本文要探討的對象。筆者要探討的是辯論中暴露出來的一些新問題，筆者稱之為邊緣問題。之所以將這些問題稱為邊緣問題，是因為這些問題還沒有成為辯論的焦點，不太為眾人關注。但是，這不等于說這些問題不重要。筆者擬就了四個這樣的問題，（一）對客觀規律的認識；（二）翻譯學辯論中的話語風格；（三）翻譯理論研究的價值取向；（四）“翻譯學”一詞的使用。雖然這些問題不是翻譯學辯論的核心，但筆者認為如果讓這些問題存在并任其發展，將會影響翻譯學辯論的效果，進而影響辯論中核心問題的解決，因而不可忽視。
對客觀規律的認識
在翻譯學辯論中，客觀規律這一概念常常被雙方提到。爭論的雙方，使用同樣的概念，理解卻不同，由此得出的結論具有天壤之別。主張建立翻譯學的一方聲稱，翻譯“有其特有的客觀規律，一旦發現這些規律，并把這些規律以理論的形態加以系統化，就可以成為科學”（王東風，楚至大：1996）。反對派則認為“翻譯活動不受客觀規律支配。所以，翻譯不可能成為科學”（勞隴：1996a）。這不太可能是一種偶然現象，因為翻譯是主觀創造性思維起決定作用，而不受客觀規律的約束的觀點被多次強調過（勞隴：1994' 1996a' 1996b'2000a' 2000b）。
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差別呢？
客觀規律是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一個概念。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世界上任何事物和領域都有其內在的，固有的規律。規律是客觀存在的，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人們不能創造規律，也不能消滅它。但是，人可以認識規律，掌握規律并利用規律（華崗：1982）。既然如此，反對派說翻譯活動不受客觀規律的支配，過于主觀，有悖于辯證唯物主義哲學觀。
坦率地說，對以上提到的反對派的這些認識筆者有不同的看法。在《試論現代翻譯研究的探索途徑》一文中，作者將英漢某些詞句進行簡單對比之后，以兩種語言之間不存在一一對應關系為前提，斷言語言符號之間“找不到共同規律”（ 勞隴：1994）。筆者認為該結論有悖于語言學常識，有重新修正的余地。他的對比只能能說明，在兩種語言之間進行翻譯時，企圖尋求詞層或者句層的絕對一一對應是行不通的，而要上升到推斷語言系統之間不存在共同規律，則缺乏足夠的論證。根據現在已達成共識，語言之間存在著共性，這是不同語言之間能夠進行翻譯的基礎。關于這一點，早有人論述過，此處不準備展開。
在翻譯學辯論中有不少受人尊重，影響廣泛的譯界前輩，筆者無意指責誰。但是，筆者在這里不得不指出，他們的某些認識上的失誤，以及由此引出的一些結論造成的影響不可忽視。2000年第5期《中國翻譯》發表《不存在所謂的翻譯（科）學》（李田心）一文。其某些觀點，參考了某些名家的文章，常識性的錯誤非常嚴重，比如將客觀規律說成是時而存在，時而消失的怪物一樣的東西。這樣的說法，在沒有足夠的解釋和充分論證的情況下，實在讓人難以理解和接受。
實際上，以上對客觀規律的理解失誤涉及到理論探討中的哲學認識論問題。筆者并不是教條主義者。對同一問題，不同的人應該允許有不同的認識論。但是，一旦我們選擇了某一認識論為基礎，就不能隨意曲解與其密切相關的概念，否則，爭論就會成為一種毫無意義的爭吵。
翻譯學辯論中的話語風格
辯論本應該體現平等磋商、相互交流、互相尊重、以理服人的原則。這一點絕大多數人做得相當不錯。但是，也有部分人，由于話語風格方面的選擇不當，影響到辯論的氣氛，在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辯論的效果。
《丟掉幻想 聯系實踐――揭破翻譯（科）學的迷夢》（勞隴：1996a）一文的副標題甚為刺眼。也許作者完全是出于一番善意，卻無意之中用了一過于武斷的話語。這里有極大的商榷余地。對于同一問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是正常的現象。不管如何，在沒有進行充分論證的情況下，就將別人的研究探索說成是走上了絕路，判斷過于肯定、絕對。也許這種話語會造成某種轟動效應，但是，這種話語不利于學術探討。會給人某中錯覺，好像是某位權威在宣布已成定論的判決，或者是某位得道禪師在“棒喝”執迷不悟的弟子。所幸的是，《中國翻譯》的編輯先生當年沒有將該標題照直譯成英語，而是比較籠統地譯為“My View on Translatology”。
香港城市大學的朱純深認為，在學術研究中，最好先消除中國傳統話語習慣對研究的影響，否則，容易造成聳人聽聞的效果（朱純深：2000）。據筆者觀察，朱純深先生所指的那種中國話語的特點，在學術研究領域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不過在某些學者的學術論文中，這種風格的話語仍不時出現。《翻譯學：一個未圓且難圓的夢》（張經浩：1999）一文回顧了翻譯研究的歷史，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表達了作者對翻譯研究的憂慮。有些提法雖有不妥之處，純屬一家之言，倒也無大妨。令人感到不安的是，那些充滿個人感情色彩，缺乏理性的話語。如“出言大膽的要數楊自儉先生”（張經浩：1999）。也許楊自儉先生對翻譯學已創立的判斷缺乏足夠的依據而值得商榷，但也不至于不允許別人發表自己的看法吧。又如“有人提出‘信、達、貼’，還有人提出‘信、達、切’，但‘貼’什么？‘切’什么？”（張經浩：1999）。筆者覺得，這不像是一種學術研究話語。不同意別人的觀點，不足為奇。不想看他人寫的書或文章也是個人的自由，即便是老師也不能強迫學生讀自己的書。但是，如果要評論別人的觀點，最好先全面了解別人的闡述之后再發表看法。如果連別人提法的含義都沒弄懂，就大聲叱責“‘切’什么？”，是很難讓人信服的。我們當然不能因此就認為這是一種“學霸”的表現，但是毫無疑問，這種話語風格在學術領域是一種不健康的現象。
話語風格某種程度上反映個人的心態。在心里對他人的研究成果如何評價，誰也管不著。而要作學術探討，最好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緒，注意自己的話語，以免渲染一種過于主觀的氣氛。爭論者如果能以一種客觀、冷靜、理性的心態對待翻譯研究，就能正確對待不同的觀點，而不至于一見到不同的觀點就動肝火，以至于在辯論中，不是以理服人，而是用情緒發泄代替嚴密的論證。
翻譯理論研究的價值取向
前些年，不少人認為翻譯無理論，全憑譯者的天賦與靈感。近年來，情況有了較大的變化，不少人接受了翻譯需要理論這種觀點。但是，不容樂觀的是，談理論必須是能夠指導實踐的理論。那些純理論的研究仍然遭到普遍的拒絕。也許是由于這種具體條件的牽制，各家在構建翻譯理論框架時，總要給翻譯實踐劃出一塊地盤來，不然的話，很可能會被指責為脫離實際，而遭拒絕。因此，不少理論研究者不得不追求大而全的研究思路，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理論自身的發展。
劉宓慶在其專著《現代翻譯理論》（1990' 18~22）中，將翻譯學的學科框架劃為“內部系統”和“外部系統”。林璋認為“這個開放的翻譯理論作為理論的觀念若不指向翻譯實踐，那么翻譯的內部系統即翻譯理論便成了與翻譯實踐無關的純粹的概念游戲”（林璋：1999）。針對劉宓慶的翻譯理論模式，林璋強調，翻譯理論體系必須指向翻譯操作，理論本身有必要避免走向“玄”，“澀”（ 林璋：1999）。這種觀點很有代表性，它反映了不少譯家和部分翻譯理論研究工作者在翻譯理論研究上重實用的價值取向。這也體現了我國科學研究傳統重實用的特點。
《中西科學技術思想比較》（曾近義等：1993）一書將中西科學傳統進行了全面對比，對今天的翻譯研究頗有啟發�，F摘兩點：1. 在科學思維方式方面，中國古代重直觀、經驗，輕邏輯，從而形成了科學技術上的工匠傳統。西方人重理智，邏輯理性方法，重視知識的完善，因而西方人善于構造科學理體系，其科技傳統為典型的學者型（曾近義等：1993' 58~59）。2. 研究動機方面，中國古代科學傳統注重實用目的�？鬃泳筒恢鲝堁型曜矫欢ㄟh離人世的天道。荀子也說：“唯圣人不求知天。”這種重實用的科學傳統體現在王文學研究方面就是為訂歷法、看風水等而研究。數學也主要是發展了計算等較實用方面技巧。西方科學傳統主要不是為了實用研究，而是為了探索自然的奧秘，為求知而從事研究。如牛頓理論在當時與生產生活沒有任何關系（曾近義等：1993' 212）。近代中國沒有形成真正現代意義的科學，而落后于西方，其中有外部的原因，也有科學傳統本身內部的原因（曾近義等：1993' 136）。我們的傳統中當然有許多優秀的成分，同時也存在著許多不足。對于今天強調翻譯理論研究的呼聲，也許會有人認為我們拋棄了傳統。我們的翻譯傳統沒有純理論的成分，同樣成果輝煌。也許從翻譯領域內部很難看出問題來，如果從科學傳統的比較中反觀翻譯研究的現狀，問題會更清楚�；仡櫸覈M西方科學技術的艱難歷程，我們感觸很深。真希望我們的后代能會有自己的翻譯理論而不要再去西方“取經”（當然對話和交流是必要的）。
幸運的是，我們已經有了不少有遠見的翻譯理論工作者。他們已經意識到翻譯理論的獨立性和重要性。張南峰先生指出，現階段中國翻譯理論體系大體上是應用理論體系，或起碼有很多種應用成分（張南峰：2000）。他認為翻譯研究的任務不單單是指導實踐（張南峰：1998）。“如果沒有純理論的歷史眼光，只看到眼前的應用問題，有可能把一時的表現看作內在的特質，把自認為切合某種文化，某個時代的需要的翻譯標準視為永恒的真理”（張南峰：2000）。
王東風博士呼吁在新世紀的翻譯研究中，要重視理論研究（王東風：1999）。這應該不是一時的突發奇想，或者偶然的隨感而發，而應該是反思翻譯學傳統，比較中西差異之后的理智選擇。
有必要加以說明的是，本文雖然強調純理論的重要性，但是并沒有要否認翻譯實踐和實用翻譯理論的含義。如何處理好它們之間的關系需要探討，不是一句話可以說清楚的。這已超出了本文的目的。
“翻譯學”一詞的使用
霍姆斯曾經提出過翻譯學的規劃，他將翻譯學分為描寫翻譯理論，理論翻譯學，應用翻譯學（吳義誠：1997）。劉宓慶先生也對翻譯學的理論進行了宏觀設想（1999' 11~21）。楊自儉先生最近又闡述了他對翻譯學的新認識，翻譯學是翻譯科學的理論核心或叫基礎理論，包括翻譯性質，原理，標準，方法，翻譯家論，翻譯史等（楊自儉：2000）�？梢�“翻譯學”是一概括性很強的學科概念，指系統的翻譯理論。
許均教授指出，現在中國有不少學者寫了大部頭的著作，冠之以《翻譯學》或《翻譯學概論》（許均：1996）。R·阿埃瑟朗認為，就目前而言，“翻譯學”只能看作是不同途徑、角度和方法的翻譯理論研究的一種總稱（許均：1996）。劉重德教授認為翻譯學是比較系統比較成熟的翻譯理論代稱，并提醒要謹慎使用“翻譯學”一詞（劉重德：2000）。
可見，目前“翻譯學”一詞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濫用。筆者認為，目前的大多數以《翻譯學》，《×××翻譯學》命名的的譯學著作，缺乏系統的理論闡述，大篇幅的是翻譯實踐實例，稱為《×××教程》比較合適。并不是筆者求全責備，準確描述自己的研究成果，應該是一個理論工作者的基本素養。對這點，筆者不產生太大的懷疑。《外語與外語教學》1999年第10期的編者按語頗為意味深長，“學科建設需要扎實細致的基礎工作，克服搶占山頭占地盤的浮躁心理”（編輯按語，《外語與外語教學》， 1999' 10' p44）。翻譯學若能創立與完善，必定是一項長期而艱苦的事業。踏踏實實，淡薄名利，或許是創立翻譯學所需要具備的一種境界。
順便說一句，使用過于寬泛，不嚴謹的概念也容易招致反感。
結束語
新的一輪翻譯學大辯論已經開始。通過辯論，翻譯理論研究是否可以成為科學，結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辯論來澄清事實，解決問題，推動翻譯事業向前發展。因此，筆者希望各方能從翻譯事業的大局出發，服從理性，遵循一定的規則，真正做到辨明是非，解決問題的目的。筆者不希望拙文所提到的類似問題再次干擾辯論，希望新的一輪翻譯學辯論發揮出更高的效率。
